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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题材现在似乎成了电影题材的新源泉，自从李安的《断臂山》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后，同性恋题材掀起了创作高潮。此类题材成了一部分导演争相追逐的题材，以至于一部分现代导演对于同性恋的过渡关注甚至产生一种变态化倾向。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对于那些从心理上和生理上双重来讲都是同性恋的人士，无论是男同还是女同，我们的社会应该给以一定的宽容，在他们不妨碍社会和他人的情况下，应该尽量的给与宽容。这是对他人自由的尊重，权利的尊重，也是对人性的尊重。甚至有些国家开始立法保证同性恋的结婚权利，由此开启对同性恋人士的社会权利保障，这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但是，凡事都必须有个界限，任何事情必须在其适当范围才是可以的。对同性恋的宽容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注意：
同性恋是社会少数人士的行为，其不能代表大部分人的正常性倾向。无论多么宽容，不能予以过度夸大，甚至有予以美化的嫌疑。人类的正常性倾向是异性结合，这是自然规律，纵然人类社会有些异化产物(中性表述)，也应该首先正视人的最基本，最正常，最主流的性倾向是异性结合这个事实。在不离开这个基本前提下，谈宽容才是必须的，否则，就是一种变态的吹捧。
用美丽的风景做幕布，有利于电影的表达，淡化人们对其的反感，易于使得社会更富同情心的对待同性恋群体，争取社会的宽容，但是对同性恋做过渡性修饰，把同性恋者的故事作为单一视角，容易忽略问题更内在的东西，以及忽略同性恋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复杂性。
一味的偏重同性恋者的视角，把社会中的其他人都当做敌视的对象，这本身就是另一种角度的狭隘对立思维，不过是主角变换了身份。不但不利于社会宽容的形成，恐怕容易挑起另一种歧视。
循着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就本片提几个问题：
1，李明是地震遗孤，安安从小丧母，又有一个古怪刻板的父亲，从女性心理视角来看，二人都有巨大的缺失爱的童年。到底是共同的心理阴影而造成的寻求相互安慰，需要寻找精神依靠使二者走到一起，还是的确是二者都是从心理上生理上都是同性恋人士？这在本片是个巨大的疑问。导演对于二人同性恋身份的确认缺乏必要的证实，倒是让人看到两个同命相连得人的相互安慰而导致的心理扭曲。如果仅仅是寻求心理安慰导致二人走到一起，这仅是友情即可满足，根本谈不上到爱情的地步。事件的起因缺乏必要的说明，很难判断后面二人的表现是正常的性取向，还是深度心理疾病。这一点也说明，同性恋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是有区别的，单也有紧密的联系，二者不可轻下判断。情节交待不足，是本片一个败笔。
2，李明结尾在给孤儿院院长的信里面说，任何人没有权利对她进行审判，只有安安有权利。真的是这样么？我们把教授的死不能全部归结到李明身上，可是李明就真的对教授的死没有一分该有的歉意么？安安和李明的幸福是幸福，那么安安的哥哥蛋蛋幸福呢？二人合谋的事业，是将其哥哥作为牺牲品来利用的。蛋蛋有自己该负的责任，那是另一回事，但是这不足以成为安安和李明牺牲蛋蛋的爱情和婚姻作为二人幸福的祭品。不要给我扯什么她们很无奈，再无奈你也没有权利拿别人当牺牲品。
3，本片的结尾，简直就是画蛇添足的绝佳典范。或许导演是想通过死刑的结局来对现实的不宽容进行强烈的批判，但是这样的结局安排，让我看到的是另一种狭隘的仇恨思维。导演企图强烈的讽刺社会和制度对人性的扼杀，可是我看到的是导演对人世生活强烈的单线化思维:以安安和李明遭到侵犯的权利作为控诉的资本，以二人被枪毙作为电影结局，有太多的刻意——刻意对整个社会进行深刻挖苦，但是教授的死，蛋蛋被毁掉的青春，被李明以一张充满牙还牙的报仇性诀别快意的遗书消解无形，变得无比活该或不值一提。至此，导演的仇恨控诉也已到达顶峰。
社会需要对同性恋人士的宽容，但是宽容的结果如果换来的是同性恋者对自己权利的一味强调，哪怕他人成为牺牲品也无所谓，哪怕伤害到别人都觉得理所应当是别人欠自己的，把自我看做评判世界的绝对标准，我看不出来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同情的，或者我为什么还要给她宽容。
宽容必须是相互的体谅和责任为基础的。
因为李明那一封信，我不对李明抱任何的同情，如果没有她的出现，我至少看不到一个家庭会落得一个病死，一个被枪毙，一个被当做傻子来利用的结局。因为导演仇恨式的结尾，我的脊背隐隐发凉。同性恋宽容这面政治正确的大旗被你抡的没了边。因为这样的导演，这注定是一部缺乏深度且有刻意美化嫌疑的风景片。
唯一可怜的，是安安。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成了一个过客的陪葬品，成了一个导演仇恨叙事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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