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评价《红楼梦》内涵与主体的丰富性时说：一部《红楼梦》，革命家看到排满、政治家看到宫廷斗争、青年人看到爱情，道学家看到淫秽，等等（大意如此）。
我昨天翻了一遍王尔德的《莎乐美》，译者在引言中提到的微言大义没看出多少，作为同志，却咀嚼出《莎乐美》中浓厚的同志意味来。这也许算是一种误读吧，但误读是有趣的，再说，谁能保证掌握话语权力的正统就是唯一的正确的解读方式呢。
《莎乐美》中的两位女性，希罗底和莎乐美，一个是嫁给小叔子的淫妇，一个是杀害先知约翰的元凶，都不是什么好货色。和小叔子纠缠不清的女人似乎注定就要被贴上淫妇的标签，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淫妇潘金莲就有心要勾引小叔子武松，未遂之后才转投向西门大官人的。《莎乐美》中，希罗底是最无个性的人物，先知约翰没怎么花费唇舌骂残暴的希律王，却把大部分唾沫星子喷在希罗底脸上，也难怪希罗底会恼羞成怒，一力怂恿莎乐美向希律王索要约翰的头颅。
而莎乐美和母亲相比，大节无亏，她还是个处女。从她看出希律的淫亵用心并极力回避的行为看，莎乐美是聪敏而不失单纯的。但在王尔德笔下，莎乐美比希律和希罗底更可怕，因为她的爱情极具侵略性，这种强调占有、极端疯狂的爱情导致先知的脑袋被切下，同时也为自己敲响了丧钟。
透过《莎乐美》中妇女的狰狞形象，王尔德对女性的厌恶显露无遗。他甚至借先知约翰之口说出这样偏激的话：“人间的邪恶始于妇女。”这句话和中国道学家常常念叨的“红颜祸水”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王尔德与道学家的立意则大大不同，道学家是为主子推卸责任，而王尔德则比较复杂，以我的小人之心度之，一方面是不屑于上流社会女性的庸俗、势力和愚蠢，另一方面则可能出于对妇女在与同志争夺优秀男性的竞争中具有的天然优势感到无奈和愤恨，所以才如此贬低和辱骂女性。女性的这种“优势”，给许多同志造成过心灵伤害，对一个性倾向不那么绝对的人来说，假如让他在男性爱人和女性恋人之间做出抉择，恐怕他多数会倒向后者，因为女人更“安全”、更“可靠”。这无可厚非，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王尔德自己就是个结了婚的男人。这种现实很可能会使长于反思的作家对痛苦的体验和对女性的偏见更加深刻。
《莎乐美》中的“男一号”先知约翰，死于女性之手，死于莎乐美单向度的爱情。另一个人物，叙利亚青年卫队长的死亡，缘于对莎乐美爱情幻想的破灭。有趣的是，希罗底的侍童哀悼之词非常暧昧，似乎在向读者暗示他和叙利亚青年的同志恋人关系。而叙利亚青年“在河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便感到非常快乐。”更是明白无误的表明他的“纳西索斯情结”。这样看似无心的暗示，在《莎乐美》中随处可见。
在莎乐美和约翰交谈的篇章中，对“同志”这个隐伏主题的表现已经超越了暗示，简直就像春天的鼹鼠那样按捺不住，把脑袋探上了地面。莎乐美对先知的迷恋，并不是出于思想的景仰，而是肉体的耽迷。剧本用大量华词丽藻来铺陈约翰肉体的精致美丽，这种男性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男性美，约翰不是大卫，他的美——消瘦、白皙、长发、红唇——具有强烈的女性特质，透着纤秀的阴柔之气。哦天哪，在我脑海中，先知约翰的冷峻面容竟和千娇百媚的花样男子F4重合了。
曾经看到过一张王尔德与情人波西的合照。王尔德看起来稍微有些胖，但不失潇洒，眼神机智，因为机智，所以难免显出一副轻蔑的神气。人如其文。而波西则沉静得多，在身材高大的王尔德身边，被衬托得仿佛一只忧郁的天鹅。波西是美的，他的美一如被盛在银盘之中的先知约翰。
夏志清先生为白先勇的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作《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序，指出白先勇早期创作存在一个最重要的原型：阿宕尼斯。“这个原型有同性恋的倾向，所以不解风情也不耐烦女性的纠缠，但即使他并非同性恋者，他也挡不住爱神维纳斯的侵略式的攻势，他会枯萎下去（像希腊神话中的另一位美少年Tithonus一样），或被他的长牙坻死。在阿宕尼斯的世界中，爱与死是分不开的，或者可以说每一个追逐他的女人，自命是多情的维纳斯，但揭开真面目，却是利齿伤人的野猪。”
王尔德创作《莎乐美》时，头脑中恐怕也无时不萦绕着阿宕尼斯。《莎乐美的》神话原型只是一具空壳，而阿宕尼斯才是王尔德版《莎乐美》的灵魂。这真是一出绝妙的“借尸还魂”。
白先勇出身台大外语系，涉猎广博，既知道阿宕尼斯，对于王尔德这出著名的《莎乐美》，自然没有错过的道理。夏志清指出，白先勇的阿宕尼斯情结，在《玉卿嫂》中体现的尤其显著。现在看来，《玉卿嫂》的诞生，也许并非阿宕尼斯一人之功，玉卿嫂苍白娇俏的脸上，有时分明会流露出莎乐美那决绝乖戾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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