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的和未被打的
朱熹打严蕊的时候一定没有多想，完了就完了——只可惜严蕊会作诗，所以晦庵先生走到那里都甩不掉一丝的脂粉气，混混然里夹在冒辟疆和侯方域的队伍里，那冷猪肉吃起来也不香了，更别说后面还有一个救了陈圆圆的吴三桂，和杀了李慧娘的贾似道，所以吴伟业写道：“……错怨狂风扬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倒是句句扣着晦庵先生的勃勃怒气以及以妇人传姓名的无可奈何，如此说来，“花开花落自有时”，无须风弄的好。
其实说来，严蕊并没有怪朱熹打的错，她不过是怪朱熹以错的理由打了她，唐宋里官妓是如车马粮草一样，官来官往，都是要清点交接的，楼台歌舞里被宾客和姬人簇拥的一州之长，更象是老鸨和皮条客一样扫视着这些“姑娘们”，她们替他拉客，赚钱，填补预算，招待客人，或者是结纳，或者是释怨，夫人不在的时候也收拾家务，夫人在的时候更要把家务和夫人的醋意一起收拾——当然这都是太平时节景象，如果运气不好，遇见了张愔，还要替他守节，遇见了张巡，就不得不替他做粮食了。
可以想象，严蕊心目里除了除籍嫁人这种长远的期望以外，一定会更加现实的期待能够换一个更讲究福利，更体贴的老板，就好象是唐仲友一样，不过如果实在是朱熹这样的，那也只有认了。
这个想法就和我现在看着新换的老板整天死板个脸频频在我身旁出没不止的想法一样。所以，严蕊就象在无良工厂打工的外来妹习惯罚款一样早就有了挨打的心理准备，而这个挨打是和每个月接客指标是否达到，吹拉弹唱是否走音，不注意体形撑破了舞衣等等统统无关。
但是无论谁以这种理由挨打的心情一定非常愤怒，比如说，打工妹的家乡因为ARS死了人，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没有升上院士，严蕊以前的老板唐仲友是现在老板朱熹的政敌——所以，余秋雨就很愤怒的写到“……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这就是因为余先生认为象苏轼这样的诗人写诗自然该是一个王朝引为骄傲的正常工作，谁想却为之挨打？！
老板因为抱着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而老是显得和我们逻辑不一样，就好象宋神宗更把苏轼看成是一个爱捣乱的封建官僚一样，晦庵先生肯定也期望严蕊是睡在唐仲友身边的美女蛇，一旦当他以“朝廷/道学”的化身出现在严蕊面前的时候，严蕊一定会象见了亲人一样扑倒在地，痛哭流涕把唐仲友的罪行象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部都倒出来，于是朱大人上奏一本，坏人接受应有惩罚……
所以严蕊很愤怒，所有还没有做老板的人很愤怒，也于此可以看出来，天下所有的老板自打宋朝以来，就根本没有进化过。当然，严蕊最后还是靠给新老板写了首词，成功退休回家不做了，但是这样的黄金时代早没有了，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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