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来上海生活的时候我非常兴奋激昂，国际大都会，样样好。晚上都高兴的睡不着，走出来散步，看着天却有点失落失败的感触——上海看不到银河的，因为纬度低。哪里像从前在新疆，碰到没有月亮的晴朗的夜晚，总有耀眼的银河豁然出现，浩浩荡荡的流过天宇。灿烂晶莹，令人不能逼视。
我不喜欢留恋过去，并不是因为我的个性不容易受羁绊，实在是过去乌糟糟的一片，剪不断理还乱，越梳越乱，想起来就头疼。当然，三十年的生命，总也有清澈的片刻，好像京戏《断桥》的唱词，“猛回头，避雨处风景依然。”过去就像是脸上的一颗痣，平时不痛不痒，总在观察自己的时候突然清晰明显起来，跳出来提醒自己。喜欢不喜欢它，都要跟你一辈子。有位朋友——我在广同语音聊天室认识的巴特尔——看过拙作《谁识凌波缥缈身》之后，对我本人感到好奇，他要我写文章谈谈自己。欣然从命。
一般人看到孜孜不倦提起当年勇的好汉总觉得罗嗦可厌，我却非常羡慕他们那喜悦振奋的回头。尽管现在风雨苦楚，他们还有往事拿出来温暖自己。我就没有。
这些天上海开始冷了，我一个人呆在寂静的房间里，空虚哆嗦，饿的没力气做饭吃。冷的走投无路，只好什么也不做。开了空调就不能吸烟，就连书也没法看，真是万念俱灰。不由想起新疆，冰天雪地，然而家家户户生火炉取暖，融融春意。其实这么大的房间也不可能单靠一个炉子，每家的起居房间都有一个火墙——炉子与烟囱之间有一段空心的砖壁，借以储存和散发热量。有一次我在火墙上放了一只冻得发硬的苹果，渐渐的给烘软了，里面禁锢的芳香散发出来，悠远却亲切，闻了使人心定。窗外大雪飘，屋内是迟缓疏落的时间的步伐，清净明朗，有古画的沉静空气。
我父亲有一个书橱，桔黄色的杨木，为了防灰，挂着镂花白纱，里头层层堆叠着新杂志和旧书，密纹唱片，糖果盒。我在寒假冬天的下午总是从里面找书看。我记得有一本英语的画刊，介绍史上的各式古代文明。完全看不懂，只能反复捉摸壁画照片上裸体的男子和古尸的照片，一种令人心神摇落的刺激感。古代美洲就有高明的外科技术，我记得图片上有个男子横躺，旁边的人把手伸进他腹部的创口里面去，穿棕色长袍，一脸熟极而流的不耐烦，典型的医生的脸谱。病人脸上倒是非常安详镇定。好像是豁出去了，有意要等着看看能糟糕可怕到什么地步；又像恐怖仇恨到了极点，他脸上有一种惨淡的怜悯，对世人，对自己。
我父亲是当地文化局的官员，不知道从哪里弄来《拍案惊奇》，文字竖排繁体，绣像素淡乏味。我本来没有兴趣看，有一次我父亲不许我翻看，简单的说：“这个书小孩不能看。”我马上起了恐慌，所以记得住书名。其实当时我认字也不多。繁体更是遥不可及。
我仍然记得当时除了求知我几乎对别的提不起兴趣，小学五年级了还从来没有朋友，下课后马上回家。有一本《古代寓言》我看了十几遍。看完了就要想办法忘掉，以便还能重新看一次，保持内容的新鲜神秘。那本书对我而言非常好，文学启蒙。我现在还能记得“明察秋毫”的典故，古代圣贤的国王，吃烤肉的时候发现肉上有几根人的头发，大臣认为厨子蓄谋弑主，想噎死国王。国王拿下厨师讯问，听他解释列数很多理由。厨子讲起话来头头是道，有条有理，非常认真的洗刷着一切，为了避免被杀头，——做普通人真可怜。可是跳出普通的人，多多少少有点可笑。
那时我们家附近有些少数民族居住，哈萨克族女人带头巾，闺女可以不带，但是必须梳辫子。男人不剃须不洗澡，胡子里隐约可见虱子，体味极重。汉族人不大瞧得起他们，把他们当成弱者怜悯着，什么都容忍了。然而这种容忍痕迹极重，少数民族们不可能意识不到，然而他们再怎么样的要强争胜，汉族人也只是把那些当作胡闹，不肯承认。中国人里面民族意识最强的都是少数民族，弱势人群最懂得向心力的重要性。
虽然汉族人不肯承认他们，但是他们里面却有一些聪明人向汉族人微妙的靠拢，心比天高。汉族话讲得好的人自认为高人一等。他们学着汉族人烧菜，春节的时候拜年，上汉族人的学校。有一次我和弟弟看到哈萨克族的兄妹俩吵架，非常激烈，大家都伤了心，一边吵一边哭，但是看到我们走近，立刻改用汉语吵架。——好像唯恐我们把他们同其他哈萨克混淆。我和弟弟笑了他们好几天，分外的瞧不起他们。总是靠不拢的，因为血脉不相连。
他们的尽管从来不吃蔬菜——他们的文化里，绿色植物只有牛羊才吃，人不应该吃。——一年四季吃来吃去那几种食物，却也有深厚的食品文化。他们用风干的牛粪生火，炖出来的肉汤极鲜美，里面除了盐什么也不掌。面粉做的馕，夏天也可以放两个月不坏，和面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他们的奶酪用牛奶做，形状象灰白色的石灰块，坚硬如石，简直可以用作杀人凶器。用牙齿作刨子在奶酪上刮，腮都累酸了也只能刨下一点碎屑，但是颊齿留香，回味无穷，最耐吃的美食。汉族人用香烟和他们换，大多数人都喜欢。但是也嫌太硬，北疆汉人称其为“奶疙瘩”，言其质地坚实其貌不扬。哈萨克族于是调制时加入鸡蛋，松脆了很多，可惜回味荡然无存了。
小汉有一次和我在网上聊天，他说他正在喝奶茶，我立刻想起哈萨克的奶茶。他们的茶不是茶叶，用不知名的草药烘干了压制成方砖，便携又经放——哈萨克是游牧民族，自古居无定所。食物保鲜不能像汉人一样挖地窖，因此他们习惯的食物必须耐腐。——煮茶之前用刀削下些来，煮好了搁盐，斟在碗里添入牛奶，冬天非常却寒——新疆苦寒；夏天喝了大汗淋漓，清火。西藏人也喝，区别是还要加入酥油。小汉喝的想必是红绿茶加入牛奶，化入两块方糖，殖民美洲的英国人带过去的喝法，流传了两三百年还是那样。
俄罗斯族就干净多了，住汉族人一样的房子，春天起了沙尘，屋子里也还是明窗净几。女孩子极漂亮，肤如凝脂。然而结婚生子以后立刻粗蠢肥胖，简直不堪入目。俄罗斯族男人因此热情骤来骤去，像夏天的暴雨。他们能够浪漫的时间这样转瞬即逝，因此贞节观念极淡，人人都来不及的放荡享乐。我家附近住着俄罗斯兽医，家里大大小小七个女儿，穷的走投无路，他于是整天喝酒，偶尔也去上班。酒精中毒之后他脑子有点糊涂了，有一次到人家家里讨酒喝，给他医用酒精也喝。老婆没有工作，也就没资格齐家。因此几个女儿随她们泥里土里爬滚长大，没人管。大女儿上了初中还是一身补丁，败絮其外，金玉其中。
女孩子总是天性爱美，汉族邻居晾在外面的丝袜围巾之类纷纷失窃，他家里七仙女轮番穿戴过之后会还回来，扔在地下，算被风吹的。如果被当场捉到了，挨了骂，笑嘻嘻的仿佛听不懂，下次照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顾及自尊心的人，看了她们的活法，心里感慨万千。这几个闺女，个个前途不可限量。然而现在她们还是必须委屈万分的活着，计较着，挣扎着。总会好起来的吧？但是那是将来的事情了，到了将来，人也早就习惯一切，反而要变的怀念过去了。人生万事皆遗憾，任凭是谁，永远也不可能尽兴。
我家附近有个小伙子夏天夜里上屋顶乘凉，被对面屋子里的人开枪打死。用的是鸟枪，子弹从下身穿入，解剖的时候，子弹是从胸腔里找到的。没有马上断气，躺在家里挣扎了好几天，家人知道没救了，也干脆就不送医院了，哭哭啼啼的守在他周围。左邻右舍纷纷去他家围观，都知道他活不过三天，隔壁人家问我：“你怎么不去看看呀？”我回答不出，只觉得要死的人比死人还可怕，不敢去。其他人一次一次的去看，从他家里出来之后满口“可惜，可怜，我看今天他总差不多了”，脸上是回味无穷的神色，显然得到了满足。然而他却让他们失望了，他一直撑到第四天才死。死的第二天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这又让他们大大感慨了一番。
凶手是我班上的物理老师，平时总是低着头，沉默寡言，年龄不大而头发已经花了，一只眼睛斜视（杀人后有人背后调侃说他“斜眼还枪法这么准”）。成婚多年无嗣，老婆给人的感觉有点呆，事后整天的哭，哭累了就发呆，更像个缺心眼。他在法庭上辩护说死者上对面的屋顶是为了私窥他的卧室，他警告过好几次无效才端出枪来，本来只想吓唬人，自己也没有想到枪法这么准。他请的律师听说名气很大。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他在法庭上激动昂扬的演讲，文雅，坚定，寸步不让，非常的有风采，因此倾倒了旁观者和审判长。凶手被判刑十八年，当庭大哭起来。
此事哄传一时，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它，兴奋激烈，觉得不可思议又不想否认。我看到他们这样，分外的担心他们万一厌倦谈这个了今后该怎么生活。幸好后来我们班上又淹死了一个同学，他们终于有了继续下去的理由。
那天同学约好了去游泳，我临时有事情因而不得不爽约。我跟他们解释的时候，他跑过来在旁边扶着我的肩膀听。我因为自卑，别人对我一点点的好都记得牢牢地，他扶在我肩膀上的手，让我觉得不自在，但是又担心他拿开。后来他说：“我也跟你们去好不好？你们不是少一个人吗？”那是下午，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听到噩耗，一时浑浑噩噩的说不出话来。晚上躺在床上细想，觉得他简直就是替我死的。不敢多想，拼命睡着了。
干干净净的一点梦也没有做，时至中夜我醒过来了，走到门外，黑沉沉的大地，我心里一点也不害怕。银河的星群怒放，如同遥看森林的大火，宽亮的一带火线。因为遥远，那种炽烈激荡翻腾，于我只是一种安全的美丽。
有位作家认为目睹身边的人死亡促使少年老成。他把某个人的死亡当作另外一些人的功课，可能我太不用功，一点也没有类似的感觉，只记得那年夏天多事，总是死人。活着的人一边庆幸自己，一边议论死人，让人腻烦。我听来串门的人跟我父母讲起来谁家的小孩被杀，挖出心肝。不久又听说死了一些人，镇上出现了一个杀人狂，仍然在疯狂作案。
镇上贴出捉拿杀人犯杨利的通缉令，大家虽然这些天见多了种种匪夷所思的事件，已经见怪不怪，什么都能相信了。本来对这种恐怖故事将信将疑的人这才开始惊慌起来，时值暑假，家家户户的孩子都给锁在房里，等待事态明朗。议论少多了，因为大人晚上也不敢轻易串门，没有什么机会嚼舌。我看了实在称心。抓到杨利的时候才知道他有多年轻，眉清目秀的大男孩，目光如剑。游街的时候万人空巷，人潮的浪尖上只见他在卡车上高昂着头，仿佛是电影上才有的英雄就义的场面。我对赴死的人的心理活动很好奇，很想利用这个机会观察一下。然而杨利脸上只是漠然，看不出什么来。旁边押送的公安人员倒是神色反常，非但不见立功之后一贯的喜形于色，反而有点忧心忡忡。
事后很久我零零碎碎的听到一些新闻，众辞纷纭，我拼凑起来才知道真相的大概。原来那些被害者都是镇上公安干警，杨利认准了他们几个，准备按照顺序一个不漏的全部杀光。被摸出规律之后，侦查人员派人暗地保护杨利要下手的对象，布下罗网准备抓他。然而他却来自首了，因为他杀人时误杀了一个小孩。他交待杀人原因时说，半年前他因为盗窃嫌疑被扣押，刑讯了三个昼夜，腊月天给剥得精光关在马棚里，脸上的鼻涕都结了冰。后来无罪释放回家之后才知道，母亲在他抓进去的第二天就悬梁了。于是他暗暗查找拷打他的那些警察，杀人是为了报仇。他说半年来只哭过一次，他抱着那个小孩的尸体哭到天黑。
生命总是苦涩的，但是我看到的挣扎却是一点也没有激烈悲壮的况味，都是一些琐碎的难堪，猥琐的纠缠。只有杨利的故事让我看到洒脱和豪放，乘风而来，羽化而去。我曾经把这些故事试图写成小说。然而干瘪枯燥的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写作技巧不足是一回事，我心里也明白，任何高超的写手，永远也没有办法还原生命中的丰美，那些精巧无比的构架，令人叹为观止的安排。种种苦痛快乐，只是给“造化弄人”这四个字添加注脚。
我父母在大城市长大，虽然没有享过富贵，声色犬马还是见识过一些。突然沦落到这么一个小县城，非常的为自己感到凄惨而又不甘心。他们纠集过一帮子见多识广思想前卫的人在家里开舞会。屋顶上拉起几串彩色的小灯泡，象宝石项链，有着塑料特有的那种浅薄便宜的透明。留声机上放密纹唱片，透明的圆薄片子，旋转着像舞女的裙沿。流行的曲子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他们借此来证明这世上的热闹于自己也有份，尽力的陶醉其中，哄骗自己。声音开得太大，音箱上玻璃杯咯咯咯的跳动，我和弟弟在另外一个房间听着，宛如“别殿遥闻箫鼓奏”。睡不好觉，就看他们跳舞。三步舞，四部舞，得体的婚外调情方式。最令人快活的娱乐还应当算是恋爱，哪怕暧昧朦胧的也好。那一阵他们精神状态非常好，意气奋发，上班时间热烈的讨论舞蹈的学问，回家偷偷练舞步。
人群中一个美男子舞技高超，众口赞誉。他是学校里的美术老师，老婆比他大十二岁，结婚的时候还有个儿子带来。他上课第一次和学生介绍自己，说：“鄙姓李，十八子李。”从今后得了外号就叫“十八子李”。有一次他在我家喝醉酒，我父亲喊了他一声“小李”，他变色说：“什么小李！我儿子都十岁了！我是老李！”他娶那个女人非常的不情愿。妻子矮小个子，脸上颇有几颗麻子，讲起别人的是非来眉飞色舞。而身为丈夫的他，英俊潇洒，一抹小胡子非常俏皮，两个眼睛总有迷蒙的笑意，男学生的崇拜对象，女学生的梦中情人。年长一点的人纷纷幻想他将来会娶谁。众人眼光这样的推崇他，他哪怕天生没有虚荣也虚荣了。这一段姻缘的由来让许多人好奇，风闻那个女人救过他的命。他本来想认个干姐姐，可能她利用他的感激乘机求婚。当然人们婚姻不满意非常普遍，对别人，那是一种生活滋味，对他是一种尴尬和刺痛。
其他女人背地里谈起她来总有点嘲笑的口气，也暗暗等着看她的笑话，她们认定了这种闹剧总要有个结局的。其实她们对她未尝没有一点羡慕佩服，她比她们勇敢，敢作敢为，她是她们中的叛徒。
他儿子恰好和我同龄，从小在上海长大，带来一肚子的精明世故，早熟的令人钦佩。处理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我因为和他同学兼朋友，常和他去游泳，到农民菜地偷西红柿。有一次晚上住在他家，两个人躲在被窝里接吻，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是儿童游戏。前一阵他恰巧来上海，我有机会和他碰过面。他人变了，有点鼠头鼠脑，言谈举止欠大方。完全不像小时候的他，满脑子的主张，一直为自己打算。可能在社会上吃了一些亏，碰了壁，有了一些沉痛的教训，只能放弃自己的小聪明，踏踏实实做人做事。放弃了他唯一擅长的东西，连自信也没有了。人真的不能太早成熟。小时候过早的意识到自我保护的重要性，悟到的道理总有些狭隘偏激，以此为处世准则，可能反而要害了自己。
我家每周例行的舞会不得不停止，因为我和弟弟上学路上总有人拦下我们来，兴趣盎然的打听舞会的内幕和详情，细细的问了又问，然后怜悯的看着我们，非常想说什么又欲言又止。这么小的地方，谁都认识谁。大家都是自己人，都觉得自己身上肩着道义和责任，监督别人的私生活。我回去和母亲提起这些事情，父母听了只是互相对望一眼，什么也没有说。
小县城加上附近农村各乡，不超过三千个人。全县只有一个商店，那时叫“门市部”，木头柜台，我记得糖果被安放在离柜台三尺远的货架上，遥不可及，防止失窃。门市部里进了一款新裙子，县里有闲钱的女人都要买上一件，唯恐自己被潮流抛弃。
我听过一个女子批评男人说“他们除了领带不一样，其他什么都一样。”仿佛是洞悉了世上所有的男人，吃过很多苦才换来的经验，轻蔑中渗出些许哀伤和痛恨。但是也能听出女子打扮自己的主张和男子很不同，她们想方设法让自己美丽，不美丽的能做到耀眼触目也行。她们不甘重复别的女人，主要在时装上。小城里的女人没有这个条件，她们对时髦的追赶显得那样无可奈何，那样的吃力惨伤。
（待续) |
|